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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。与之配套下发的，还有一份厚厚的《试点工作过程监测与成效评估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。表格密密麻麻，量化要求细致到“企业导师参与课程设计会议人次数”、“基于真实项目修订的教学模块占比”、“学生能力增值评价数据采集点”等等。 “这到底是试点，还是另一种形式的‘精准管控’？”陈涛的副手，刚从企业挖来的王骏，皱着眉头翻看指标，“很多探索性的东西，一开始根本无法量化。为了填满这些表格，我们可能要把大量精力花在‘制造证据’上，而不是真正去探索‘深度参与’可能是什么样子。” 陈涛也有同感。试点给了他们一个名义上的“空间”，但这个空间的边界和内部规则，似乎比想象中更严格。压力不仅来自外部，也来自内部。消息传开，学院里一些原本对“产教融合”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系主任，态度发生了微妙变...